刘根勤

之前写了一些历史名人与扬州的故事，大多是做过大官或者在历史上地位很高名气很大的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位，官职不高，名气也不大，但他却因为一位大人物为他写了墓志铭而名垂青史。他就是范端，北宋年间的一位中下层官吏，在扬州任过职。为他写墓志铭的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曾巩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曾巩是江西人。从王安石到汤显祖，宋明两代，江西的文化地位遥遥领先，曾巩是其中杰出代表。他“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之间”，其文章端正、严谨，“衍俗雅重，自成一家”，兴化人刘熙载《艺概》评价道：“曾文穷尽事理，其气味尔雅深厚。”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，他以一个正统的儒者身份出现于北宋文坛，一生致力于恢复儒家的“仁义”之道。

有意义也有意思的是，曾巩创作了60多篇墓志铭，在他的文章中占了很大篇幅。在这些墓志铭中，流露出他受儒家“三不朽”价值观影响而形成的人生观，即立身于道、为民立命与超越天命。首先，无论墓主为男性女性，曾巩都十分重视其道德品质；其次，曾巩为不少官吏撰写墓志铭，歌颂了为民谋利、坚持正义、官民一心的士风，体现出他为民立命的功业观；最后，在墓志铭中，曾巩重视文章写作，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对抗生命的无常，达到人生的超越。墓志铭是对人一生的总结，“考次君世序、行己、历官、卒葬之始终”，“足为后法警劝之道”，自然也体现在曾巩的墓志铭创作中。

范端其人，正史没有记载，不算是大人物。但他的事迹，却较为详细地记载于曾巩的《库部员外郎知临江军范君墓志铭》。有这样一位大文豪为他撰写墓志铭，范端的德行，必有过人之处。

范端字思道，是江州德化（今九江市柴桑区）人。他担任过太庙斋郎，这是太常寺下设的一种小吏，掌管社稷宗庙祭祀，职级在从七品以下。后来升迁到提举陕西河北路，知临江（今江西省樟树市）军事，相当于县令一级职位。在扬州，他大体上也在这个级别。

范端好学，藏书万余卷，擅诗，有文集三卷。他为人廉逊俭朴，持家严格；治理地方时坚持自己的做法，因为严谨执法，所以能保持廉洁之名，但是能懂他的人很少。

范端在江都做官时，正赶上年头大旱。当时扬州最高长官是福建人张若谷，派几个官吏和范端都出去视察民田，别的官吏回来对张若谷说年成很好，只有范端回来说田地旱情严重。张若谷起初不认为范端说的是对的，范端拿着禾苗力争，张若谷才最终确定范端的话是对的。

吴遵路、蒋堂搭档做淮南转运使，让范端去监督治理淮河的劳役，范端去视察，回来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，他们于是撤掉范端的职务，用别的官吏监督劳役。后来出了很多问题。这两个人非常生气，不久就有感悟，共同推荐范端。

曾巩说，这个时候，天下主管财政的官员，没有几个不致力于苛捐杂税搜刮民财；治理地方的官员，没有几个不把建立个人声名威信作为目标；负责接待四方宾客的官员，没有几个不把心思用在奴颜婢膝、豪宴厚礼的功夫上。不过正因为这么做了，上到朝廷，下到大部分士大夫，都会赞许他们的功劳，钦佩他们的能力，他们名气大，甚至名声也很好。

只有范端这样的老实人，才能“独推息民教化之意，以简易自守”。

他在云安（今重庆云阳）做官主管盐利时，提议免除盐税，为老百姓减轻了许多负担。他治理临江时，把兴办学校教化人民作为工作重点，用于驿站招待宾客的预算，减掉十分之七八。四方往来临江的人，观感各异，有人诽谤范端，他毫不动摇。他就是这样一个端方君子。

曾巩这样评价范端：“士之能修其内、洁身累行者，非自好之笃，莫能至，而世亦罕能知之也。故君之事，予喜为之见于文，使后之君子得览焉。”通过一个“喜”字表达了他对墓主范端人格的肯定，希望通过自己的记述，能“使后之君子得览”传主高尚的人格，从而有助于世道人心的教化。

曾巩在范端的墓志铭中最后总结：君性温温，好退持卑。及其临事，择义而为。一世之弃，君独从之；一世之慕，君独违之。行己有常，在官无疵。曷以知之？视此铭诗。

范端的官职不大，但他的道德却达到了古圣先贤要求的标准。曾巩的墓志铭也是同类题材的典范。而曾巩作为文豪，能为这样一位官卑德尊的同乡写墓志铭，他自身的德行也臻于极高水准，即使在以德行相标榜的宋代，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作者简介：

生于兴化，求学扬州。文学博士、历史学博士后，资深媒体人、文史学者、作家。